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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淫荡家庭 _“屠龙之技”的来去今生,袁世凯到底是中了谁的套?

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庄子·列御寇》

“屠龙之技”的来去今生,袁世凯到底是中了谁的套?

这是庄子给后人留下的谜团之一,故事中的朱泙漫想练就一身独步天下的绝技,于是倾家荡产拜支离益为师,苦学三年练就了炉火纯青的屠龙之术。但后来他四处寻觅,甚至找不到一条龙的影子,一身绝技也终无用武之地。

庄子作为一个“看透而不说透”的智者,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却从不给出解决的办法,甚至连寓意也留作后人臆测千年。

众说纷纭:一字不差的天壤之别

后人都认为屠龙之术的比喻意义就在于现实中用不到的高明技术或本领,因而师徒二人成为了不务正业的千年笑柄,甚至连名字也被过分附会地解读了:朱泙漫,浮萍漫漫,流于表面;支离益,支离破碎,何能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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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倒是觉得可以咬文嚼字一番:问题到底是没有龙还是技无用呢?

屠龙之技,非曰不伟。时无所用,莫若履豨。--刘禹锡《何卜赋》

刘禹锡认为屠龙之技并非不够高大上,因为无用武之地,因而还不如一般微末技能了(莫若履豨)。

有用无用其实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其所处的环境,以相对的标准来判定,这世上的屠龙之术就会多许多。比如将一个满腹经纶的哲学家扔进河中央任其扑腾,那他所学那些经世治国的大道理也就成了毫无争议的“屠龙之技”。

但即使没有“龙”可以屠,那豺狼虎豹和坏人还是挺多的吧?龙都可以干掉,一些魑魅魍魉想必不在话下吧,又那何以谓之无用呢?

而“龙”真的就不存在吗?很明显成语中的龙只是为了说明某个道理而提出来的一个抽样代号,并非特指某种生物,也就是说,“龙”只是暂时看不见,却不代表永远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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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屠龙之技”,也许是明天的香饽饽,说不定哪天“龙”就从天而降了,比如说二十年前的航母操作和维修技能。

然而,纠结于这些诡辩范畴的小聪明毫无裨益,今天这个成语大多用于讽刺一些不合时宜或毫无意义的行为,比如在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下花大代价研究生物燃料的制作,或者“水氢燃料”的应用和推广等等。

这与本意已经大相径庭,庄子究竟剑指何方,还是先看看原文吧。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顺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则亡。--《庄子·列御寇》

在典故后面是这样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圣哲的人对于必然的事物不与人持拗固执,所以总是没有争论;普通人却把非必然的东西看作必然,因而总是争论不休。曲从于纷争,总是因为一举一动都有所追求,纷争,依仗于它到头来只会自取灭亡。

听上去与典故原文毫无关系,其实不然,庄子作为道家的代表一贯讲究顺其自然,聪明人不会跟一个傻子纠结于一加一是否等于二,而愚昧者才会视偶然为必然的守株待兔行为。然而世间的规律是永恒的,因而最好是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现状,如果一举一动都要追求成果,那么反而不会有结果了。

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水流乎无形,发泄乎太清。--《庄子·列御寇》

庄子说,那些道德修养极高的人,让精神回归到鸿蒙初开的原始状态,甘愿休眠在没有任何有形事物的世界。像水流一样随顺无形,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清虚空寂的境域。

接下来庄子又拿孔子仕鲁一事举例,并借用颜阖之口说出了这么一段话:

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庄子·列御寇》

庄子眼中的孔圣人,在治理国家方面一心想着粉饰装扮,追求和讲习虚伪的言辞,把枝节看作是要旨,扭曲心性以夸示于民众却不知道全无一点诚信,让人民背离真情学习伪诈。这样的做法承受于内心,并主宰着精神,又怎么能够管理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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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和战国,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真是一针见血,在那个“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让国君和民众追求“仁”和“克己复礼”,的确是保守而不合时宜的举动。并非追求不对,而是时机未到且过于刻意,而过去的时代是回不去的,因而注定会成为不能到达目的的“屠龙之技”。

那庄子的本意也就呼之欲出了:所谓“屠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却不能刻意追求。时候未到,故而要顺其自然,往往妄自强求只会适得其反,留下“屠龙之技”的笑柄。如同我们在2G时代讨论5G的研发,大家都知道未来在哪里,却不能一蹴而就;也如同过去的某些激进做法,现在看来也是不可取的。

双面胶:“人君南面术”和“屠龙之术”:

这个成语很快偏离了本意且渐行渐远,当掌握技术的古人钻牛角尖非要“屠龙”不可的时候,会想起那这“真龙”到底在哪里呢?

答案只有一个--庙堂顶层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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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和授权是古代帝王的必修课

先说说南面术。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和观念的更新,君临天下的复杂性逐渐增强,如果不将集于一身的权力分出去,那早晚会活活累死。问题只在于分给谁,怎么分和是否收到有效控制而已。为了更好地驾驭臣下和控制巨量的帝国人口,有人替高高在上的上位者们发明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君南面术”,可以分为识人、驭人和平衡之术。

说白了就是套路。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韩非子.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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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法、术三者被韩非子融为一体

很多人误解法家思想,认为就是“依法治国”或者“以刑治国”,其实是错不可及。法家四位代表人物中,商鞅重的“法”并非刑罚或者法律,而是如何通过二者使百姓听从的手段及理论;慎到重“势”,即君王的威势;申不害重“术”,讲究如何驾驭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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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作为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其融和“刑”、“势”、“术”三者为一体的新“术”逐渐形成了新的帝王专学体系。其本质是游离于制度和法律体系之外的帝王掌控一切之手段。

比如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严党倒台之后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徐阶为担任首辅的内阁,期望立刻用抄没的严党家产弥补赤字,以保障国家正常运转,却不得不首先满足嘉靖皇帝问道修玄的需求,因而继续拖欠京官俸禄。

实际上,新的“徐党”虽然道德素质略高于严党,但在皇帝看来,他们破坏了曾经的权利平衡甚至有朝堂独大的趋势,这是嘉靖的逆鳞。

而年关只有发两斗米、两升胡椒和十吊铜钱,愤怒的“清流”京官们不仅大闹户部殴打海瑞主事,拒绝给皇帝乔迁新宫上贺表,还人手一本奏疏,以弹劾内阁为名在西苑禁门外集体下跪,企图直接给皇帝施加压力。

这意味着新的势力集团即将出现,面对这样的局面,嘉靖皇帝是如何表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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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嘉靖和黄锦就站在西苑禁门的门楼上看着,徐阶内阁四人组正面向满朝大臣言词恳切地道歉和自我批评,并苦口婆心的劝告清流们体谅朝廷的难处,甚至在保证尽快筹资补发欠俸仍然无效后,甚至不得不跪倒在清流们面前。,他们无动于衷。

而嘉靖的看门狗——此刻正带着一帮东厂特务们,镇守在西苑禁门内的现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陈洪,则下达了一道冷酷的命令:把这些人轰走,轰不走就打,于是有了东厂特务殴打文官的混乱一幕。

正是这个陈洪,曾凭借阴谋赶走了和黄锦和吕芳,独掌司礼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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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冷漠和淡定

嘉靖依然冷静,高高在上的他若有所思的俯瞰脚下的一切,他的表情,无动于衷得近乎冷漠,仿佛事不关己。

观众惊叹于徐阶的执着、嘉靖的冷血和对陈洪上位的担忧,殊不知一切都尽在嘉靖皇帝的掌握当中:干掉最信任的严嵩,平息百姓和清流的不满;强行修建道观,引起官员不发工资的矛盾,进而让徐阶与百官翻脸,打压他扳倒严党之后不二风头;重用与清流接下梁子的陈洪,打造新的势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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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在于严嵩所言

至始至终嘉靖都没有下达过一道命令,却成功的达到了修建道观、打压徐阶和清流、构建新的权利平衡的目的,每个人他都不打算放弃,却恰到好处地给予他们敲打或者枣子。嘉靖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但在最高权利的掌控上却从未失守过。

再说说对应的广义“屠龙之术”吧。

有句话叫做“见招拆招”,再高深的套路也会有对应的破解之道,再高深莫测的帝王也能在丝丝入扣的分析下变得毫无隐私可言。走到帝国巅峰的臣子无一例外都是精明过人之辈,他们虽然不能架空帝王,却可以根据君王的喜好判断谏言的成败,预测君王的思路而提前布局,引导君王的情绪达成自己的目的,按照君王的好恶给政敌下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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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和严嵩

严嵩在剧中还有一句名言:“我死了,就再没有人替皇上遮风挡雨了。“翻译一下就是:我死了,给皇上干脏活还能背锅的人就没有了。

看上去不能称为“屠龙”,而是在“耍龙”,或者说各得其所,比如严嵩之于嘉靖皇帝,这么聪明的主也被忽悠了二十年。但最终是谁玩了谁,并不好说。

那么,狭义的“屠龙”就只能是弑君了。

说起来历史上死于非命的皇帝名单有一大串,也就是说完成“屠龙”伟业的人不在少数,比如东汉梁冀、魏司马昭、后赵石勒、北魏尔朱荣和隋朝宇文化及等等,都是身为人臣而弑君甚至改朝换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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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护剧照

比如西魏的宇文护,凭借历任都督、征虏将军、骠骑大将军等职。西魏恭帝元年(554年),接过宇文泰权杖宇文护开始主掌国政。宇文护在公元557年到560年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先后杀死了西魏恭帝元廓,以及北周的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三个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终结者”。

可惜宇文护的结局是被被雄才大略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偷袭后脑勺而死,他已经走到了谋朝篡位的边缘,却最终一不小心丢掉了所有东西,被龙给反杀了。

这一众“弑君”记录的在案者,他们都有一个“吃相不好”的大毛病,“屠龙”仿佛宰鸡一般没有技术含量,完全没有“庖丁解牛”般行云流水的感觉。

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踏雪无痕,一出手就是斩草除根。

最后的“龙”和“屠龙者”

初年的“中华民国”绝对是个烂摊子,就建立过程而言,缺乏全国范围内的洗牌,导致各省仍然被改头换面的老派军阀所割据,民国的政令通达仅局限于华北一隅;于民众而言,与各路遗老遗少还处在心念过去或逐渐认同的阶段;外面则是心怀鬼胎的列强,即使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盟国,中国依旧是被觊觎的肥肉。

孙中山先生将临时大总统宝座让于袁世凯,可谓明智,亦可谓机心之深。护法战争后,孙氏远遁海外,国内依然革命呼声四起,不得安宁。

而袁世凯多善术权诈谋,非真心合作,其恃列强之势也,今天假我时,欧战正酣,此在中国起事之良机,我宜鼓励革命党人及对中政府不满者,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大乱立见。--日本《黑龙会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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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首脑们

时至公元1915年,在满清龙旗倒下第四个年头,袁世凯蹒跚于大总统宝座的第三年,一场紧锣密鼓的“君主立宪”行动正在谋划中酝酿。

总统府外如同《三国演义》中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前的府邸,迎接着一波接一波的社会各界“劝进”人士;府内,山寨版的《顺天时报》充斥着各种各样歌功颂德的言论,促使着袁世凯心魔的成长;“盟友”日本则在逼问袁政府:究否改制?是否可保平和?与日本如何提携?

那么,作为漩涡中央的袁世凯,其心里是如何取舍的呢?

他自然是想称帝的,哪怕是作为精神图腾的君主立宪制而可以接受,但也知道这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在他眼中,那些希望“从龙”的下属们远不足信,真正使其打定主意的是一个叫杨度的海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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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清朝晚清著名经、史、文学家,王闿运先生亲自到杨家上门收的弟子。杨度对老师的其他学问都不感兴趣,却独喜屠龙之术。

当时,清朝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惨败后决意立宪,而最早的立宪草案就是出自杨度和梁启超之手,此二人都曾是君主立宪派的支持者,后来梁启超远离政治而潜心学问。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杨度跟孙中山如是说

杨度很快得到了袁世凯的信任,并当做精神导师甚至帝师。他利用筹安会大造舆论,一篇洋洋大作《君宪救国论》核心思想即是“乱世重典”,“方今中国之颓势,非雄霸沉厚之主不可重振”。

此理论倒与蒋介石、希特勒如出一辙,确实有一定道理。然而袁氏搞错了一件事,所谓前人种树后人摘桃,曹操篡位用了两代人,司马懿用了三代,他们造就偌大的势,方能够具备当周文王的资格。所谓“雄霸沉厚之主”往往是打出来的,而非自我标榜。袁氏自劝退满清之后首鼠两端,除了发展教育值得一提之外,无非凭借北洋军阀的武力和大总统的权术在一众逐鹿者中脱颖而出罢了。

当然,倘若他能够以“雄霸沉厚之主”之姿先摆平中国所有的反对势力,未必就不能完成这“千古伟业”。

在各种请愿、劝进、假新闻和被操纵国会的连番轰炸下,袁世凯错误地认为称帝已是大势所趋,中外一致了,同时袁氏家族男性活不过六十岁的诅咒也驱使着他朝着“真龙天子”的美梦奋力做最后一搏。

八十三天一场春梦之后,留下的是起病六君子(指包括杨度在内的筹安会六君子)、送命二陈汤的笑谈,杨度本人也落得一个帝制余孽的骂名。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浪潮中一命呜呼,临死前回顾往事,他将黑锅甩给了杨度和君主立宪说,以至于大呼“杨度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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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真的是被上套了吗?

那杨度是怎么回复的呢?他为曾经的“主公”送上了著名的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是共和不适合当时的中国,而袁世凯没有下好君主立宪这盘棋,黑锅被原封不动的扔了回去。但笔者在想,那究竟应该如何落子呢?作为主要的谋臣,难道不该为这鸡飞狗跳的结局负责吗?

因支持称帝,杨度在家乡都被骂为汉奸,更是遭到好友梁启超等人痛斥。然而奇怪的是,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结交的知音——反袁第一功臣蔡锷,立下遗嘱为杨度作了辩护。

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而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畀以宽典。--蔡锷遗嘱

历史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此,难道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屠龙”行为吗?杨度到底是想运用帝王学扶持一位帝王失败,还是用屠龙之术通过釜底抽薪的方式将皇帝这一职业彻底废除呢?答案已成千古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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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通天的人物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为第一名,他心灰意冷而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还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后来曾一度出山协助孙中山,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时脱离国民党,也曾与周恩来总理取得联系。

总之,从袁世凯失败之后事件再无“龙”可屠,中华民族也逐渐从清末的愚昧中觉醒,民智渐开而逐渐走向共和和复兴,偶有有张勋这样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却也不成气候了。而这最后一次屠龙的功过是非,真的要“千载而还,再评此狱”了。